“四二七”福纺大罢工：惊天动地一场大风潮

        今年“七一”前后，位于大连福岛纺织株式会社旧址的四二七大罢工史迹陈列室迎来参观热潮，近1个月的时间里，1000余人走进这栋红砖小楼，了解“惊天动地一场大风潮”的始末。这场由中国共产党大连组织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彰显了大连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
        苦难和觉醒催生罢工火种
        “1926年的福纺纱厂如同人间地狱，中国工人工作环境恶劣，工资微薄，除了繁重的劳动，还经常遭受侮辱。当时这里以女工和童工为主，那些童工跷起脚才能操作机器，却要与成年人一样做工……”7月4日上午，在位于甘井子区周家街的四二七大罢工史迹陈列室，一家企业组织20多名党员前来参观学习，甘井子区总工会工作人员王琳用声情并茂的讲解还原这段历史。
        1905年，日本取代俄国侵占大连后，在大连建立一系列殖民企业，对大连进行经济掠夺。1925年，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大连市北郊周家屯建立了大连福岛纺织株式会社（简称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1926年时，纱厂已有工人1200多名。当时，一个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只挣2角5分钱，仅为日籍工人工资的1/4。女工工资又比男工少20％，那些八九岁的童工，常常顾不得上厕所而尿在裤子里，每天只挣1角5分钱。不仅如此，中国工人们经常遭到日本人和工头的侮辱和打骂。面对残酷的剥削压迫，中国工人反抗的怒火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1925年福纺纱厂建立后，大连中华工学会便在纱厂成立了工学会分会，侯立鉴为会长，到当年年底，纱厂70％的工人加入了工学会。1926年，工学会发起成立了福纺纱厂工人补习夜校，并聘请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大连中华工学会负责人傅景阳、唐宏经等给工人讲课，广大工人逐步懂得了阶级压迫的根源，懂得了团结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革命道理。
        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文献部四级调研员王雪冬表示，“在日本资本家对纱厂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压迫的现实情况下，纱厂工人的觉醒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四二七’大罢工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罢工火种燃成革命烈焰
        展馆展出的汽笛手阀，复刻自当年发出罢工号令的汽笛手阀，讲解中，王琳按下模拟汽笛音效设备的按钮，低沉悠长的汽笛声仿佛将大家带入大罢工的紧张氛围中。
        1926年4月，日本关东地方当局宣布金票（日币）涨价，1元金票换1.2元小洋（奉洋）。4月25日，纱厂用小洋开饷，却用金票扣饭费，克扣工人的血汗钱，成为罢工的导火索。
        4月26日早晨，粗纺车间的工人不再上班。事情发生之后，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决定将这次纱厂部分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与反对虐待、争取工人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标志着福纺纱厂的这次斗争开始从自发的运动转向有组织的运动。
        1926年4月27日上午8点，侯立鉴等向日方正式提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缩短劳动时间，每天以10小时为限等条件，遭到拒绝。工人们得知消息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纷纷表示要罢工。上午十点半，侯立鉴果断下令拉下全厂的总电门、拉响汽笛，全厂喧嚣的机器寂静下来，各个车间的工人奔向工厂大门，涌上大街，“不答应罢工条件，就是三个月，三年，我们也不回来！”
        罢工发生后，中共大连地委派工运部长、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出面领导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工厂内成立了罢工指挥部，下设纠察队、救济队、宣传队，有策略有计划地开展起罢工宣传和组织工作。之后，针对日方厂主“福纺工人工钱本不少，食宿皆优”，工人罢工是“贪得无厌”等欺骗宣传，罢工委员会组织和发动罢工工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舆论攻势。除此之外，在《泰东日报》《满洲报》《关东报》等报馆的支持下，以工学会的名义，在泰华楼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揭露罢工真相。1926年5月1日，工学会发表《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人泣告各界同胞书》，并进行广泛宣传。一时之间街头巷尾，人们纷纷议论福纺大罢工，对工人表示同情、支持。
        面对大罢工，日方妄图通过微薄的利益加威胁逼迫工人复工。当诡计落空，日本殖民当局意识到，罢工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成“反帝色彩甚浓”的政治斗争。于是决定采取手段全面镇压，罢工骨干侯立鉴等人被捕，夜校牌子被摘。
        面对紧急情况，1926年6月24日，大连中华工学会在福纺纱厂外召开声援大会，20多辆马车满载着粮食和其他物品赶到会场，市内13家工厂的工人和附近各村的农民约3000人参加了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声援大会第二天起，警察署就以“胁迫嫌疑罪”“业务妨害罪”等莫须有的罪名，陆续逮捕傅景阳等26人，大连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傅景阳被捕后，唐宏经接替他的工作，其他被捕人员的工作也都及时安排人接任。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先后派张炽、邓鹤皋等来大连参与罢工组织领导，党对罢工的领导得到加强。
        各界支援推动罢工走向胜利
        展馆内，有一张珍贵的《广州民国日报》原件，刊发了天津总工会声援福纺纱厂罢工的报道。上面写道：“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大旗，已高高的在大连竖立起来了。”罢工发生后，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积极争取全国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士对罢工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1926年6月29日，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发表《福纺罢工工友致大连全体工友书》，全市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掀起援助福纺大罢工的新高潮。同时，大连工人与进步人士发起“救出同志运动”，并派人到外地求援。上海总工会、天津总工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总工会、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先后声援罢工。全国总工会还致电大连关东厅与日本驻广州沙面领事，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警告，要求日方：“圆满答复工人的要求，否则通告全国抵制日货，并停止日本进口轮船一切工作”。此外，广州国民政府拨款2500元救助罢工工人，对大连工人阶级给予坚决有力的支持。
        1926年7月上旬，日方考虑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在多方压力下派出代表与罢工工人代表谈判，以期尽快结束福纺大罢工。中共大连地委在日方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后，做出了工人复工的决定。8月4日，纱厂工人陆续开始上班。福纺大罢工在坚持一百天后，获得了胜利。
        据王雪冬介绍，“四二七”大罢工是大连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罢工，因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被称为“惊天动地一场大风潮”。它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壮大和锻炼了工人阶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据不完全统计，从大罢工开始到1926年底的8个月时间里，大连和南满地区工人罢工多达24起，参加罢工的中国职工达1.27万人。这次罢工还影响到奉天及“满铁”沿线地区。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由2000名增加到4000名，大连中共党员数量由罢工前的15人增加到1926年10月的95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大连党组织和满洲省委的领导成员。   陈敏
        半岛晨报、39度视频首席记者黄凤桐（相关资料由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